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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长轻轻叹了口气,将一枚勋章推过桌面,用食指在上面敲了敲。
“我希望你改变主意,接受它。虽然你说过你唯一一个愿望就是让总部把回收到的Farrier的飞机残骸交给你,但这并不影响你接受你应得的荣誉。”
“我坚持这么做,长官。”
说完后,他缓缓走上前行了一个军礼,然后用棉布重新盖上铁板,合上皮箱,提起它朝门口走去,把那枚孤伶伶的勋章留在了桌面上。
勋章是和1940年的严冬一起到来的。在纷纷扬扬的飘雪中送出了不列颠之战结束后千疮百孔的伦敦,送到他面前,作为参战并击落大批敌机的荣誉证明——或者更直白地说,存活的证明。
但他没有接受。
他觉得他不配。
退还勋章后,他向空军总部提出取回一片Farrier飞机残骸的请求,并且没什么波折地获得了通过。
在别人眼里,他这么做是出于一种对共事三年的搭档的深深敬意,毕竟他们过去在基地时形影不离,而Farrier在敦刻尔克海滩上仅仅凭一架引擎停止后的喷火击落德国斯图卡轰炸机的事迹也相当有名。
而人们并不知道他把那块铁板取出了箱子,垫在枕头下面,以此熬过一个个不眠夜。
他的军用单人床一直都那么窄小,现在却有一种“空”的错觉,就像胸膛里挖空的那个洞一样怎么填都填不满。
Farrier还在的时候,这张床总是被挤得满满的,两个人肩并肩平躺的话几乎塞不下。
于是他并不意外地发现:自己总会在空间不足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钻进这个男人怀里,又或者被对方从背后抱住,身体在同一张毛毯下紧紧相贴,直到早晨——假设他们没有半夜被紧急集合的鸣笛声叫醒。
醒来后的一句“早安”是他固有的问候,而早安吻则是Farrier固有的回应方式。
往往先吻在眼睛上,然后是脸颊,最后才是嘴唇。